文理学院(四川文理学院)

文理学院(四川文理学院)插图

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校歌。

文理学院(四川文理学院)插图1

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组建的榴花歌咏团。

在烽火迁徙的年代，一边上课，一边推进进步运动；面对反动政府威胁，仍不顾一切保护进步学生；冒着生命危险，从香港运回揭露国民党暴行的出版物……

华南师范大学校史上的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时期，正值国家变动不安时期，时任院长林砺儒带领师生，投身于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，奠定了华南师范大学的红色文化根基。

撰文：吴雅楠

“复兴民族责我躬”

“愿吾友生齐努力，建国原为教育功。最后胜利操我手，复兴民族责我躬。还我河山还我校，重整乾坤进大同！”林砺儒创作的这首校歌记录着华南师范大学曾走过的一个时代。
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中国开始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，全国高校开始大规模内迁。文理学院九年间先后十次迁徙校址，师生们一边上课，一边推进抗日运动。

抗战初期，文理学院西迁至广西境内，师生们开办民校、演出话剧、出版壁报来进行抗日宣传。同学们走出校园参加抗日救亡运动。

在乳源县侯公渡时，他们出版墙报，办士兵教育班，演出抗日救亡戏剧，举行各种座谈会等活动。迁至连县东陂镇墟后，他们组建学生自治会、战时后方服务队等组织。

史料记载，文理学院文史学系四年级的同学彭和章，在学院西迁融县时离校返乡，组织了南路乡村工作团，宣传抗日救国，直到文理学院迁回粤北乳源，才重新返校学习。

全院同学在他的带领下，深入远近乡村，采用讲演、歌咏、戏剧等形式对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同时开办“农民识字夜班”，招收农民就学。学院迁到东陂镇不久，在墟镇各处墙壁画上宣传抗战的壁画。各处街头的墙角，也贴满了民众识字班的招生广告。

正如林砺儒在1933年9月18日发表训辞时强调：“国民道德高的战胜低的，进步的战胜落伍的，产业发达的战胜凋敝的，政治修明的战胜紊乱的，这便是真理……我们这是师范学校，盼诸君彻底觉悟，努力修德求学，再去改造国民，这才是救国正路。”

“国统区”的“红色学院”“小延安”

76年后，华南师范大学校友关景霞依然记得起，当时在动乱中仍有进步学者来上课的那种幸福感。

“这些课都是采用上大课的形式，全院各系的同学都选了这些课。甚至广西大学、梧州高中的同学也来听课，课室总是满满的。”她说。

在烽火迁徙的路上，林砺儒经常聘请进步学者、专家和文化名人增设战时教育课程，吸引校内外学生前来听讲。

例如，张栗原的新哲学与社会学，李平心的抗日救亡理论和统一战线政策、国际政治和世界各国革命史，盛叙功的国际经济地理，高觉敷的群众心理，郭大力的政治经济学，陈守实的土地关系史等讲演或课程，都令当时的学生印象深刻。

当时，国民党反动当局听闻后，派特务窥探并予以破坏，认为文理学院是在“赤化东陂”，称学院为“红色学院”“小延安”。

林砺儒不以为然，仍然聘请进步学者授课，保护进步学生。1940年8月，得知江苏教育学院进步学生凌志谦、高若容、汪季昆、冯荣光、陆万里等数人因“思想问题”被反动政府勒令退学后，林砺儒不顾禁令，批准这些学生转学到文理学院社会教育系学习。

国民党当局加强对文理学院的监管和压制，免去林砺儒院长职务。学院师生奋起反抗，发起“挽林运动”。林砺儒深受感动，奋笔写下了《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校歌歌词》：

民族抗战的烈火，炼出了我们这支青年军。

走遍了险阻，历尽了艰辛，却淬砺了奋斗精神。

我们要探索真理之光，我们要广播文化食粮。

在红色石榴花盛开的土地上斗争

在红色石榴花盛开的土地上，榴花歌咏团也绽放出了红色的花朵。

1946年11月，全校师生终于重返广州石榴岗原址，正式开课。抗日战争胜利了，文理学院师生的爱国主义运动迎来了新使命——迎接解放。学院为革命和建设工作培养和造就青年军，成立榴花歌咏团、民主同盟、护校委员会等进步团体。

1947年5月31日，广州高校爆发大游行，遭到国民党政府血腥镇压，引起学生极大愤慨。文理学院学生张光、谢婉仪冒着生命危险，从香港运回揭露国民党暴行的出版物《血债》。

同一时期，为团结学院不同思想基础的同学，学院地下党以地下学联骨干为主体组建了榴花歌咏团，将学院大多数的同学团结到中共领导的各团体外围。

榴花歌咏团演出的进步歌剧如《我们的队伍来了》《光明已经照在古罗马的城头》《小人物狂想曲》等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。但歌咏团就像“导向标”，为更多人指引了前途道路。很多学生受到榴花歌咏团的影响，思想方向上更加明确，也投身到解放斗争当中。

据史料，校友邓镇荃多年之后，回忆起此事讲述道：几十年过去了，那些当年歌咏团流行的一些歌曲响在耳畔，正如《跌倒算什么》唱的那样：“跌倒算什么，我们骨头硬，爬起再前进……”

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，学院有学生近700人，其中有119人是共产党员和地下学联成员。解放战争中，学院有110人参加游击区的武装斗争，有3人英勇牺牲。

历经90年的蕴蓄和积淀，历史上的红色基因、师范底色一脉相承，经过代代华师人的诠释、实践和丰富，汇聚成为弥足珍贵的大学传统和文化精神，鼓舞新时代华师人从“红色师范”中感知红色力量，发扬红色精神，担负起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。

■校史故事

《血债》到站

火车的轰鸣声打破荒野寂寥。列车驶向广州，车厢角落里，文理学院的女学生张光与谢婉仪，越发频繁地盯着入口处的行李架。上面摆着两个大包裹，装的是《血债》——中共地下组织记录国民党血腥镇压“五·卅一”大游行暴行的重要文件。此行，她们的任务是把文件从香港运回广州。

行检来了，两个警员，荷着枪。看到两个大件行李，大声问：“这两大捆东西是谁的？”车厢无人作答，只有列车在铁轨上发出“哐当哐当”的声响。警员拆开包裹一角，女孩的心跟着提到嗓子眼儿。瞥了一眼，看是书籍，警员转身离开。好险！就在上车前，关卡检查员对这两个大包裹起过疑心，她俩说装的是教科书，才应付过去。

火车快到石牌站，趁着旅客搬动行李，她俩将包裹拖到出口，车一停，用力猛然一推，《血债》到站！

挽林运动

“我们要探索真理之光，我们要广播文化食粮。哪怕魔高十丈，恶战千场……”

文理学院的学生们站在校道两旁，唱着院长林砺儒写的校歌，热泪盈眶。歌声是对院长的不舍，更是对“挽林运动”斗争失败的呐喊。

当时，林砺儒带领文理学院师生致力于抗日救亡工作，聘请进步教授、保护进步青年。国民党反动当局不满于此，派特务进行破坏，甚至无理免去林砺儒职务。文理学院全体师生义愤填膺，成立“挽林”委员会，掀起了“挽林”斗争，他们请愿，并集体创作了《挽林战歌》，坚持斗争两个多月。遗憾的是，1941年5月，林砺儒院长依然被国民党免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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